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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同婚公投,后“释宪”时期的平权战役

明天,台湾将进行同性婚姻及性别平等教育的相关公投,由挺同(支持同志)和反同双方提出的两组公投案,其内容可谓针锋相对,公投结果不仅将影响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走向,更会直接影响到校园性别平等教育。

在这一戏剧化的“对决”之前,台湾这一年里经历了什么?

拍摄:嘉鸣

时间回到8月的最后一天,支持同志平权的“平权前夕?彩虹起义”平台对外宣布,其提出的“用‘民法’保障同性婚姻”与“国民教育阶段实施性别平等教育”两公投案各收到33万份联署书,成功跨越台湾新版“公投法”所规定的每案28万人的联署门槛。

这意味着,两个公投案将会在2018年11月24日,在台湾进行全民公投。

或许你会困惑,经过去年的“释宪”,台湾不是要在两年内完成同性婚姻修法,若没有完成,同志也可直接登记结婚吗,那为什么还要做公投?

更令人惊讶的是,早在同志平权团体提起公投之前,已有另外三个公投案被发起,它们由“下一代幸福联盟”——一个长期持反同立场的团体提出。这三项提案也被解读为反同团体希望通过公投,使得“民法”婚姻定义维持不变、同性婚姻应另立专法,以及禁止同志教育。

下图是两方提案的对比:
图片来源:中时电子报

可以说,反同团体和挺同团体的提案在内容和理念上针锋相对,而他们的前期联署相继通过,意味着这两个互相驳斥的提案会同时进行全民公投。这样奇特的景象,不仅在台湾是首次出现,恐怕在世界公投史上也十分罕见。

一、后“释宪”时期,硝烟再起

实际上,正是“释宪”,埋下争议的伏笔。

2017年5月24日,那个值得载入台湾平权史册的一天。台湾“司法院大法官释宪会议”作出了释字第748号解释,宣布“民法”没有保障同性婚姻关系属于“违宪”。那一刻,所有关心台湾乃至亚洲同性婚姻权益的人莫不奔走欢庆,“司法院”的网络通道甚至一度被想要查看“释宪”文的网友挤爆。

“释宪”现场,拍摄:午夜DJ

正当大部分人怀着期盼的心情静待法律修改时,一些声音便已指出这次“释宪”十分谨慎乃至保守,更未明确修法的方向。如748号解释的后半段所言:“有关机关应于本解释公布之日起2年内,依本解释意旨完成相关法律之修正或制定。至于以何种形式达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护,属立法形成之范围。”

这段常令人忽视的文字意味着,尽管“民法”没有保障同性伴侣成立永久亲密结合关系是“违宪”的,且相关机构需要制定或者修订法律来保障,但具体的形式,例如是修“民法”还是另立专法,都未明确。

也就是说,假使“立法机关”决定以另立专法的形式保护同志结为配偶的自由,那么同性别的二人在台湾虽可以“结合”,却还是无法和异性配偶一样直接适用现行婚姻法律的各种规定,而是另外适用一个单独为同性伴侣设置的法律。专法虽然也能保证同性伴侣的结合,但要使其达到“释宪”要求的平等待遇所需要的修法工程,要远远大于直接修改“民法”;况且为同性婚姻另立专法,如此隔离有歧视之嫌。

过去的两年,可谓是台湾同性婚姻的加速进展期。自2016年10月婚姻平权法案三个“民法”修正版本送交“立法院”,并且闯过一读(一个法案的通过共需三读)以来,同性婚姻越来越有望在台湾实现。

然而另一边厢,同性婚姻的推动也遭致反对人士的剧烈反弹。他们以守护家庭和下一代为名义组建各种以“XX联盟”为名、具有宗教背景的组织或政党,如台湾宗教团体爱护家庭大联盟(简称“护家盟”)、下一代幸福联盟(简称“下福盟”)、信心希望联盟(简称“信望盟”)。这些团体会出席同性婚姻的听证会,推举反对同性婚姻的政治候选人,并且利用宗教的组织动员网络召集成员进行现场抗议。在各种与同性婚姻相关的场合里,常常可见这些组织成员高举“婚姻家庭,全民决定”、“多元性别意识活动退出校园”等牌子进行抗议。

与此同时,婚姻平权法案在“立法院”也遭遇了阻力——一部分横跨蓝、绿的“立法委员”开始提出,为免造成社会撕裂,应为同志另立伴侣关系法,不要去影响原来的“民法”婚姻,这样既可保障同志权益,又可以安抚反同婚人士的不满。专法派和民法派开始僵持不下。

由此再重新审视748号“释宪”文,便能理解“大法官”的这份审慎:一方面有在顺应理性推理、国际声势、民意等等的“时代潮流”,认为应当保障同性伴侣成立配偶关系的权益,另一方面也顾及于反弹的民意与党派政治的压力,而把另立专法还是适用“民法”的压力转回到“立法机构”身上。

但“释宪”过后,送进“立法院”的婚姻平权法案却像被尘封一样,不管是修“民法”的草案还是立专法的草案,都再无动静传出。委员们似乎都在观望。

就在这一片安静中,新版《公民投票法》却率先上路了。2017年12月12日,世界人权日的后两天,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公民投票法》部分条文修正(以下简称《新公投法》)。新版《公投法》将公投程序调整为“提案”、“联署”、“通过”三阶段,并且均大幅松绑三阶段的成立门槛。

过去的“公投法”,要求最后全民公投阶段的同意票占投票权人总数的50%才算通过,几乎是不可能的。过去台湾总共有过六次公投,均以失败告终,被戏称为“鸟笼公投”。而修法后门槛大降,同意票数只需要是次公投投票权人数的四分之一,也就是在本次公投中,只需得到493万9267张同意票(保险起见算500万张),且同意票数超过反对票数,即满足公投通过的条件。

500万人,只需要冲一冲,还是有可能的。

这也是“下福盟”的想法。

2018年1月,新版《公投法》正式施行的短短两周内,“下福盟”便完成了“民法婚姻定义”、“适龄同志教育”、“民法婚姻以外形式保障同性结合”三项公投第一阶段提案,统称为“爱家公投”。

按照新版“公投法”的规定,他们第一项提案“民法婚姻定义”以及第三项提案“同性结合专法”若在最后成功通过,属于公投结果处理方式之中的“立法原则创制”,“行政院”需要在公投通过后3个月内拟出一份专法草案给“立法院”,只要“立法院”在下一个会期内审查完成即可使“同性伴侣法”生效。

二、挺同阵营的仓促应战

“公投”,其实最初并不在挺同方推动同性婚姻进程的考虑里。

在关于同性婚姻平权的讨论中,公投甚至是一种有争议的做法,去年澳大利亚就同性婚姻合法化全民征集投票时,就有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反而可能加剧社会撕裂。(文末可看相关文章)

然而,前述反同团体发起的“爱家公投”已经成为全民公投的项目,这让很多原本认为“有释宪有保障”的同志权益支持者始料未及。大家开始意识到,“爱家公投”很可能让一个将同志隔离在“民法”婚姻外的专法成真。

对同志群体而言,“爱家公投”案虽然宣称保障同性之间的结合关系,但本质就是歧视:反同人士眼看“大法官”承认同性婚姻关系已成事实、再也无法阻拦同性结婚,便试图将同性恋和异性恋区隔开来,保护异性恋的婚姻不被“侵害”。而他们的第二项提案“禁止在中小学施行同志教育”,其实就已经使他们恐惧、歧视同志的本质昭然若揭,更可能威胁到深耕已久的台湾性别平等教育。

于是,4月20日,由同志平权活动者们发起的“平权前夕?彩虹起义”平台紧急成立,提出婚姻平权与性别平等教育两个提案,合称“平权公投”。“彩虹起义”试图也以公投的形式,汇聚出挺同方的“民意”,使得公投通过后可以让立法、行政机关切实地修订“民法”,纳入同性婚姻以及落实性别平等教育。

平权公投的联署征集活动截图,来源:Facebook

然而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2018年除了是新版“公投法”实施元年,还是台湾时隔四年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年份,包括“市长”“市议员”在内的九项选举将会在11月24日这一天同时举行。而今年更特殊的是,公投亦会与选举一并举行——如果公投没有“绑”选举的话,很少民众会有动力出来投票。因此,为了成功“绑”大选,冲到足够多的同意票,挺同和反同双方都需要在8月底之前提交第二阶段28万联署给“中选会”,确保预留出审查和正式公投前的宣传时间,这样公投才会最终成案。

落后于“爱家公投”将近3个月进度的“平权公投”,在7月24日终于收到提案审议通过的通知,可以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联署。此时距离8月结束只剩37天了。

到8月的最后一周,“彩虹起义”每案仅募集到15万份联署,距离目标数还有一半。“平权公投”一度告急。

三、37天,集得47万联署

倒数第五天,“彩虹起义”还在以一天3万的速度紧急收集签名联署时,“爱家公投”就传出已经募集到远超28万联署份数的消息。如无意外,选民在11月24日这一天就会领到“爱家公投”的三张公投票。

挺同团体“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简称“伴侣盟”)在当天即开始筹备成立针对“爱家公投”的反对意见办公室,以便可以作为反方意见代表出席公投电视辩论会,同时对外宣布正式进入行政诉讼战,向“法院”申请“停止执行公投程序”。

“伴侣盟”成立反“爱家公投”办公室,来源:中时

这不是伴侣盟第一次试图阻止“爱家公投”的步伐。如果说“彩虹起义”是在承认公投效力的基础上,在公投体制内“以公投反制公投”,那么成员皆是律师的伴侣盟则是从一开始便以撤销这一荒唐的“爱家公投”、反对以公投形式决定少数人权益为目标。

他们认为“爱家公投”的“婚姻定义”和“同性结合专法”两案显然已经违反释字748号解释。因为“大法官”已经明确,现行的民法婚姻仅限一男一女,而未使同性别的两人也可以成立相同的永久结合关系,是以性倾向为分类标准实行差别待遇,违背了“宪法”保障平等权的意旨。同样,“禁止国中小学同志教育”一案也是涉及性倾向歧视,与“宪法”违背。

从3月到现在,“伴侣盟”可以说是“狙击”着“爱家公投”的每一个进程:提案阶段即申请撤销“下福盟”的提案;联署阶段做宣传包,告诉民众在地铁、公司、学校这些依法禁止政治宣传的场所,如遇收集联署可如何应对,以减少“爱家公投”的联署量……

在11月开始的第一场公投辩论会上,“伴侣盟”的秘书长简至洁一上场就直言“爱家公投”混淆大众、扭曲法律、以家庭价值包装宗教诉求,她讽刺道:

“你们认为同志如果要保障他们的婚姻自由可以不透过婚姻。可是你们知道你们的提案有多可笑吗?这就好像我们保障基督徒的传教自由,保障基督徒可以看圣经,但是你们不可以说你们是基督徒。”

像这样,一路上,“伴侣盟”都兢兢业业地担起反方的角色。

的确,反对意见在这场公投中也至关重要。新版《公投法》规定,公投通过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同意票数达投票权人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二是同意票数大于不同意票数。在达到条件一的基础上,不同意票数只要比同意票数哪怕多一票,公投就不能通过,即不同意票数也决定了公投效力。

因此对挺同群体而言,每一张反对票都是珍贵的。针对“爱家公投”,不仅是不投同意票,还要动员大家主动投出不同意票。而这不同意票,可能也要500万张以上才能起效。

如果说过往的同运工作着力点在于社群支持、教育推广与政策游说等方面,而多少局限在特定的“同温层”里,但这一次的“战争”,就必须成为面向全民的、每一票都必不可少的动员。

随着事态发展,越来越多的组织和团体也开始根据自身特点投身这场“战斗”。

参与的除了像“婚姻平权大平台”、“彩虹起义”等因应同婚法案的推动而成立的联盟,还有如多年来一直在性/别议题深耕的妇女新知基金会、同志咨询热线、“伴侣盟”等机构;既有“婚姻平权小蜜蜂”、“平权公投小可爱”等试图突破同温层与普通人对话的志愿者团体,也有“法律白话文运动”、“Explained-2018公投翻译蒟蒻”等来自不同专业领域,尝试将复杂的议题通俗化、大众化的伙伴。

各团体制作了大量可供操作的指南与“懒人包”(对复杂事项的简短图文说明),发布在多个公众平台,以解释繁琐的法律规定,教大家如何和亲朋好友讨论,向他们拉票。

与此同时,他们也整理出许多应对“危险”的提示:遭遇恐同暴力时如何应对;无论直弯的挺同者,要如何面对支持“爱家公投”的上司与老板;公开自己的挺同立场,对性少数群体来说有没有变相出柜的压力等等。

婚姻平权大平台为上街志愿者制作的街头对话攻略,来源:婚姻平权大平台

挺同阵营想获得更多支持的投票者,一方面需要动员和稳固让彼此互助而更有力量的“同温层”,另一方面也需要主动突破,争取更多的中间支持者。

其中“婚姻平权小蜜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意象。早在2016年底,台湾社会开始为同婚修法撕扯时,他们便提出了要“突破同温层”的理念。“小蜜蜂”中的很多人甚至没有社会运动经验,整个组织也没有很明确的领导和分工,每个小行动的组织者通常只负责发放物资和宣传单,剩下的便是让想为这个议题尽一点心力的人参与进来,成为一只只“小蜜蜂”,去到街头上,和更多的陌生人对话,以消除误会、偏见与歧视。

强调“对话”的小蜜蜂,来源:“婚姻平权小蜜蜂”脸书

“蜜蜂”可以集结成潮流,是谓“蜂潮行动”;蜜蜂也可以飞越同温层,深入到“沉默的大多数”;小蜜蜂发出“嗡嗡”声,象征着更多的对话。这一去中心化的实践,在因公投再起的浪潮中继续延续。

行动是有效果的。街头的志愿者们写下了这样的故事:

一位大姐在街头听完志愿者的宣讲,对他们说:“你们真是一群勇敢的孩子。在我念国中的时候,我的班长是一位跨性别者,他品学兼优、待人谦让,却时常遭到同学们的欺负,而当时的我不敢站出来为他发声,最后他在毕业前离开了学校,再也没有回来。我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后悔,如果自己那时候能勇敢一点,班长会不会过得比较快乐?”

“我的身边有好多反对同性恋的朋友,他们都被未知的恐惧给迷惑了,可是这一次,我觉得我不能再沉默,我要站出来,让他们、也让所有同志的孩子知道,这不是一个世代的问题,每个人都应该有幸福快乐的权利。”

志愿者们在这则故事后面写道:“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每一次对话,都在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正是这种脚踏实地的努力与行动,让“彩虹起义”得以在短短的37天内收集到两案各47万联署,堪称“奇迹”。

四、当反同人士也用起“多元”话语

然而,这对挺同阵营而言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战役。

相比拥有教会背景和政企界网络的反同方,挺同方无论在财力还是人力上显然不是一个量级。据悉,反同方为了这场公投砸下了上亿新台币的预算,不断攻占电视、报纸、广告宣传的版面,而街头上也常见到象征“爱家公投”的粉红色,例如粉红色横条幅和扫街志愿者身上穿的粉红色马甲。

反同方的动员方式也十分出格。例如在社交软件Line群组聊天里散布捉人眼球的假新闻、谣言,如把同性恋和艾滋病联系起来,宣称同性婚姻通过之后“台湾就会成为爱滋岛”等等。这样的恐吓言论却颇有市场。

“爱家公投”的海报,拍摄:嘉鸣

他们还透过学校家长会的Line群建立起强大的家长网络,宣扬性别平等和多元性别教育会鼓励孩子变性、变成同志,会鼓励孩子发展多元情欲,利用家长关心小孩的心态增强恐同、恐跨、恐性的效果,来拉拢家长的投票。

这段时间,在台湾的日常生活里,不可避免充斥着“爱家公投”:出门吃个饭,食摊上或饭店能看到宣传单;逛个商场,会听到旁边的人在讨论这个事情。笔者常去的早餐店,旁边也挂着“爱家公投”的横幅,当客人指出这样不好,弄得都不愿意来吃早餐时,老板一边倒红茶一边“回呛”:“不,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应该要允许有不同的声音。”

像这样,很多支持同志平权的人在公投前夕突然发现,自己身边还算熟悉的人,甚至颇为亲近的人居然是支持“爱家公投”的。

这次公投显露出,即使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已经走过了十几年,性别平权运动更已开展了近四十年,在台湾还是有很多人,特别在中老年群体,对LGBT群体和性别平等教育不甚了解。更有甚者还会因为同志教育、性教育的“兴盛”和同志权益的“高涨”而出现反弹。尽管性别平等教育多年来已经养育出一大批持有平等观念的年轻人,然而“同温层”的隔离效应也在不断加强。

一些”反同“言论与”挺同“方回应,制图:阿七

面对一些”奇葩“的言论,挺同方的反应常常是对方秀逗了、胡言乱语等等。然而跳出“同温层”平心而论,反同方的言论并不如想象中不堪一击,他们自成一套的论点反而能获得中间群众的认同。这当然是他们制造恐惧、偷换概念的结果,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也很“厉害”,甚至比挺同方更善于抓住民众,尤其是家长,所真实关切的问题。

姑且不论行为正义与否,反同方抓住了“释宪”文中的漏洞、于修法后率先发起公投,足以见其行动的能量;传播假新闻、利用职场与教会网络的压力征求签名等等的手段再恶劣,也达到了实际的效果。

更何况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论述,或是利用民主话语包装反同诉求的正当性(“婚姻家庭,全民决定”、 “人民权利不容打压”),或是借用社科与政策的话语甚至国际权威(“家庭主流化”、“性向可塑论”、“联合国认为同性婚姻不是基本人权”)。例如去脉络化地援引德国专法、克罗地亚同婚公投、法国反同婚男同志活动者的论述。他们甚至超越了常见的尊重小众的“人权论述”,而以某些“反同婚的男同志”、“已经进入异性婚姻的后同志”为例,拷问台湾同志圈的“包容力”,能否接受异议,以不违背“酷儿精神”。

多次被“爱家公投”推举上电视辩论的“后同志”代表郭大卫,每一次在电视辩论的开头都会读着稿子重复一遍,他现在所过的异性恋生活的美好:“我曾经有10年的同性恋生活,4年前我结婚,跟我太太有两个小孩,她生产的时候,我就陪在她的身边。其实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的人从同性恋生活中走出来。”

郭大卫(中),来源:风传媒

他还自言,小学的时候,因为被隔壁邻居家的哥哥“开发”出同性情欲,便以为自己是同性恋,也因为年纪小比较弱势,所以在和陌生男性发生性关系时都没有做安全措施。“就像会游泳的人更容易溺水一样”,郭大卫认为,若然让青少年过早接触同性恋的知识,会让他们更容易发生同性性行为,误导他们以为自己是同志,从而更容易面临(染病的)危险,因此不宜在中小学就教同志教育。

郭大卫的“同志后天可塑”论,援引自美国LGBT运动内部争论中,女性主义研究者Lisa Diamond的“性别流动论”对“同志先天论”的批评。

诸如“酷儿”、“多元”、“流动”,听上去不是熟悉的进步语言吗?“民主”、“人权”,不也是原先边缘社群对于政治未来的期待?可如今反同的语言甚至已充斥着这些词语了。当政策、人权、进步、乃至于“酷儿”的语言也被反同方所挪用的时候,单纯的斥反同方以非理性,恐怕无法真的说服公众。

与此同时,当挺同方还在沿用过去的策略,如强调“爱”和同志所受的“伤害”,以情感驱动旁人时,反同方也在使用这一策略,甚至获得了更好的效果。当挺同方讲述着叶永鋕的故事以捍卫性别平等教育、毕安生的故事以说明婚姻平权不能再等时,反同方也以他们的故事诉诸感情:“爱家公投”的发起人曾献莹便自陈出身单亲家庭,深明霸凌对少年儿童造成的伤害;“后同志”郭大卫,则不断向公众讲述对“滥交”过往的后悔与恐惧。

正是这些以“对孩子的爱”为名义讲述出来的故事,调动起了公众尤其是家长的情绪:如果身为同志意味着被欺凌、被歧视、被带坏的话,那同志教育与同性婚姻,岂不是会让自己的下一代陷入危险?而挺同方一如过往诉诸悲情的策略在这时候反而取得了反效果:对感到恐惧的家长们而言,为了不让孩子得到像叶永鋕、毕安生那样的悲惨结局,更应该避免孩子成为同志。

叶永鋕的母亲 截图于《“不一样又怎样”-叶永鋕篇》

相比过去,如今的反同方不再端着憎恨同志的面孔,而是变得“温情脉脉”,甚至如同“爱家公投”第三案那样,主动“支持”同志追求结合的权利。甚至,反同方还常常为自己“叫屈”——他们只不过是想要维持自己一直以來相信的婚姻价值和一直都这么过的传统而已,如今却要被同志团体“霸凌”,被强迫要去接受同志团体的想法。

对此,如来自“伴侣盟”的律师庄乔汝就用“胖虎欺负大雄的传统”来回应:“传统不是不能改变,而是你愿不愿意去改变。

你们所反对的,其实是别人跟你们平起平坐的权利。你们让我想起了,当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大雄,有一天终于鼓起勇气要起身反抗胖虎,他身边的人也支持他要站起来,结果胖虎不仅不知道要反省,还为自己‘叫屈’,胖虎说,‘你们集体霸凌我!凭什么要改变过去我欺负大雄的传统。大雄,你的起身反抗让我很不舒服。’然后胖虎还联合更多的人一起来抗议说,要支持胖虎先生,让他可以维持过去欺负大雄的传统。”

“胖虎欺负大雄”的图片,图片来源:网络

然而更多的“糖衣炮弹”还在被反同方源源不断地丢出来。

经此一役,挺同方不仅不能躲在同温层后对着反同方哈哈大笑,反而必须清醒过来面对“更多的人可能相信对方的那一套”这一真正的现状,并且势必要更新自身的论述。同时,在网络同温层之外,如何与对同志群体和性别平等教育不了解甚至抱有偏见的人讨论这个话题,踏实地影响身边的人,成为每一个关心性别平权的人的考验 。

五、焦点之外的性别平等教育战场

本次公投最受关注的自然是同性婚姻,但性别平等教育面临的状态却不明朗

现阶段台湾校园的性别平等教育,起源于1996年《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中对中小学教育必须有“两性平等教育”的规定。2004年,《性别平等教育法》公布,除了有男女两性的性别平等以及性侵害防治的内容外,还涵盖了认识多元性别气质、性倾向、性别认同等全面性教育的内容。

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内容,由挺同团体“平权公投小可爱”制作,图源Facebook

这是台湾妇女运动奋斗与教育接轨国际的结果,却也伴随着生命的代价。1996年的修法能快速通过,是因女权先驱彭婉如惨被杀害的案件;2004年的修法方向能向《性别平等教育法》迈进,加入性倾向、性别特质、性别认同的部分,是因为“玫瑰少年”叶永鋕因阴柔气质被长期霸凌,最终意外死亡的事件。

历经十四年,台湾性别平等教育的成就有目共睹,在华文世界乃至于国际上都颇有名声。但在其实践的过程中,社会舆论上,来自保守团体的质疑乃至于抹黑未曾断绝过。

多元性别教育或同志教育的提出,是为了让学生能够悦纳自己与他人的性倾向或性别认同,消除性别歧视。正如政治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李淑菁所说,“同志教育是告诉孩子,就算发现自己受同性吸引,妳/你也不必害怕。”但到了反同团体这里,则被批驳成“混淆男女性别意识”,“鼓励孩子变成同性恋或变性”。

诸如“将孩子误导成同性恋”的说法,显然奠基于“同性恋、变性或跨性别是不正常的、不好的”这一根本价值观念。在“爱家公投”三案中,同性婚姻引发的争论最多,可是第二案“禁止同志教育”才是“题眼”,恐怕“生产同志”的性平教育才是反同方最想连根拔起的对象。

性别平等教育作为一项实践多年、作用重大的事项,在“同婚”的争议声浪里,一直难以进入讨论的核心:各大新闻网站基本都将重点放在同性婚姻上;即使是挺同阵营对公投结果的讨论和分析,也少见有关性别平等教育的部分。

“爱家公投”要求删除的是行政实施层面上的条例,但同志教育毕竟还涉及到行政、法律、基层教育的方方面面,公投影响下的修法与施政走向似乎难以预料。

即使未能彻底改变现有法律,若反“同志教育”的同意数据可观,势必将带给各层级政治人物以压力,进而影响“同志教育”乃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落实。正如“行政院”对公投的意见书所言,虽然性别平等教育有着认识不同性别与性向、预防校园霸凌、确保性倾向不同不造成差别待遇的目标与内容,政府却也要“尊重公投结果,并在符合‘宪法’平等权保障的前提下,以合宜方式推展性别平等教育”。

教育作为面向全民的工程,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观念与认知。“性别平等教育”,是在一代又一代性/别运动者的努力下诞生的阵地,可以松动原先不平等的性别文化,辅助小众者建立良好的自我认同,减少霸凌、痛苦、悲剧的再次发生。台湾在婚姻平权问题上能有今天的讨论和进展,性别平等状况相对进步,性平教育功不可没。

若因公投结果出现倒退,实难让人对台湾乃至整个华语世界的性/别平等状况乐观。

六、不是结尾:一场注定漫长的仗

当“爱家公投”的投票进程无法阻挡之时,所有人都注定要被裹挟进这场公投里。而这场前所未见的公投里,有着大量的未知。

假如“平权公投”赢了,对挺同阵营而言当然是皆大欢喜的事。

假如“爱家公投”赢了,不排除“同志教育”部分的内容会在行政细则上被删除;同时要在2019年3月1日之前拟订一个专法草案提交给“立法院”,“立法院”要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审查完成。

如果这一专法在对同志伴侣权益的各项保护上,要劣于“民法”异性恋婚姻规定,挺同方可以再次申请“释宪”,诉其违反释字748精神。假若这一专法对同性间结合的保障并没有差于异性婚姻,恐怕挺同群体就只能接受同性间结婚用专法的事实,那就注定还要再走上很长一段路,才能争取到将专法婚姻变为“民法”婚姻。

公投结果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互相驳斥的两个公投同时通过了。虽然概率很小,但也不是不可能。对此,“中选会”、挺同方均认为,如果两个公投互相抵触,无法直接立法,或者提案人认为“立法院”的最终审查结果不符合提案内容,可以再次申请“释宪”,请“大法官”再做更明确的解释。

如果兜兜转转,花了好几个月好多钱好多人力投入的一场公投,最终还是要回到源头——“大法官释宪”,这当然是讽刺的。然而也许正如反同方在电视辩论中不断喊话所说的“大法官有民意基础吗?”,反同方发起公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便是利用民意施压。500万人的意见,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包括“大法官”在内敢轻易小觑。因此再一次的“释宪”,必将受到更大的民意压力,与党派斗争、地方桩脚运作等政治力量的影响。

那么假如真的走到“重新释宪”那一步,结果如何没有人敢肯定,但那必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之前“同婚释宪案”申请人祁家威于2013年开始向“最高行政法院”上诉,败诉后于2015年向“大法官”递交申请,而直到2017年2月才正式受理,中间经过了4年。

而且《公投法》规定,依据公投结果订定的法律和政策,有关机关在施行后两年内不得修改或变更。这意味着假如同性伴侣专法正式施行,两年内不得修改;同志教育一旦从性平法的实施细则上删除,两年内不得再议在中小学加入同志教育。

而“爱家公投”和“平权公投”每方的提案还不止一个,更为这场公投增加了不少变数。在同一组公投里,概率再小,也可能发生通过了一部分提案而没通过另一部分的情况。台湾大学城乡所教授毕恒达便指出,“这次公投的题目设计是不合格的”,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这场公投最终走向如何,都将由11月24日这天决定。

可以说,那一天也将是检验台湾十几年来的性平成果的时刻。有多少人会认为,人作为人,不应因其性别、性倾向、性别特质或性别认同的不同,而受到差别待遇?又有多少人会认为,性别平等教育,对于人的顺利长成,对于创造一个没有伤害的世界是重要的?

从十四年前“玫瑰少年”叶永鋕在课上跟老师说要去厕所却一去不复返的时候,从二十二年前彭婉如在深夜的出租车上被凌虐、尸身被赤裸地丢弃的时候;甚至从三十多年前那个没有人了解同性恋为何物的戒严时代,台湾的性别运动先驱就在为此而努力。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没有任何进步是天然的、理所当然的,所有的进步都是努力而来的,甚至每一步都洒满了前人的血和泪。而且每一步都不能放松,必须时时刻刻检讨跟进。

这次的公投,保守的反同方抓住了性平教育这个重点穷追猛打,而一直以来在性平教育上深耕的挺同方反而是在被动回应。这再一次验证了,前辈们留下来的遗产,如果不持续捍卫、争取,历来的阵地是有可能丧失的,历史也可能倒退。

根据“时代力量”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爱家公投”的支持率明显高于“平权公投”,还有很大一部分民众尚无明确意见。而在经历了最新民调的打击之后,许多之前未被调动的团体和人,都纷纷投入到街头宣导的队伍当中,为五百万票做最后冲刺。

2016年台北同志游行,拍摄:某鱼

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婚姻平权,是起点,不是终点”,这句经典的口号,历经“释宪”、公投,仍有意义。

漫漫长路,这是一场未竟的仗。

与所有关心台湾婚姻平权的朋友共勉之。

本文作者

嘉鸣,两年前开始游离在海峡的两边做一个安静的观察者,本职其实是研究女权主义和酷儿理论。总是妄想透过书写和对话让人们产生理解,现实里还在艰难摸索中。

林映森,关注性/别与亚洲,渴望摆脱弱弱相残的人间

备注

“台湾同性婚姻释宪案”:2013年,台湾第一位公开出柜的男同志祁家威登记结婚遭拒绝,因此发起诉讼,上诉至“最高行政法院”仍被驳回。于是在同年12月联合同志平权机构控诉“恐同违宪”,2015年8月正式向“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递交“释宪”申请,要求解释现行“民法”婚姻规定是否侵犯同志的平等权、自由权。“大法官会议”于2017年5月24日作出“第748号解释”,要求以法律保障同性婚姻。

叶永鋕事件:叶永鋕又被称为“玫瑰少年”。叶永鋕生前就读于屏东县高树国中,因其阴柔气质而遭到同学霸凌,不敢在下课时间去上厕所。2000年4月20日早上,叶永鋕在接近下课时,提前离开教室去上厕所,后来被发现伤重倒卧血泊中,送医后不治死亡。

彭婉如:台湾女权运动者,关注两性平等教育以及妇女运动。1996年11月30日晚上失踪,三天后被人发现陈尸在高雄县鸟松乡(现高雄市鸟松区),引发台湾社会对妇女人身安全的关注,11月30日也被定为“台湾女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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