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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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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广州高校彩虹小组,让我们一起从理论探讨与社会行动出发,推动校园多元性别平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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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恶心了,不要靠近”

本书立足美国法律、政治、历史和宗教环境,探讨美国恐同的“恶心感政治”及其对同性恋群体权益争取的阻碍,从反鸡奸法和反歧视法再到同婚议题和性爱行为自由选择进行层层递进的法理逻辑梳理,在辩驳“恶心感政治”的同时指明“同理的政治”这一出路。
 
这些论述虽建立在与我国国情差异较大的环境,却也不乏值得参考与借鉴的思路。

作者简介

玛莎.纳思邦(Martha.C.Nussbaum),美国芝加哥大学“弗伦德法学与伦理学杰出贡献教授”,任教法学、哲学与神学。她是美国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出身戏剧与古典学研究,也是女性主义伦理学的重要理论家。关注第三世界经济问题与妇女问题,也为社会正义的各种议题发声。她的主要著作有《逃避人性:恶心、羞耻与法律》(Hiding from Humanity: Disgust, Shame, and the Law)、《良心的自由:论美国的信仰平等传统》(Liberty of Conscience: In Defense of America's Tradition of Religious Equality)等。
 


恶心感政治

在同性恋权益争取与同婚议题推进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对声音。代表人物为保罗.卡麦隆(Paul Cameron),“家庭研究中心”(Family Research Institute)的创办者与主任,是当今美国社会中最活跃与最具影响力的反对同性恋权益活跃者之一,制定第二修正案(注1)的顾问。针对同性恋的性行为,卡麦隆将这一群体与唾液、排泄物、精液和血液等引人不适的事物联系起来,口交、肛交这些不洁的连接以及疾病的传播,都是引起恶心感的来源。因大部分人的确不喜欢一个动物性的身体,故卡麦隆的话语策略便是,在夸张地将这些众人皆有的动物性表现放在同性恋群体身上,使人感到恶心与危险的同时,也带给人们一种暗示:这些恶心与危险不在你身上,也不在你的亲密关系中身体散发臭味、老化以及其他带有动物性的一面会使人感到不舒服,而这种感受全部被投射到了“代替我们成为脏东西的族群上,好让主流族群觉得自己既干净又美好”。
 
那么支撑这种恶心感政治立法的核心理由又是什么呢?
 
恶心感政治立法背后的其中一个主要人物是派翠克.德富林,他认为社会需要“已经确立的道德”,而“松绑的道德束缚”是社会“解体”的先兆,“不道德的行为”诸如吸毒和酗酒,不利于培养可信赖的国民,从而无法使社会团结起来。如果社会发生着一种会引起强烈恶心感的行为,我们便可以理直气壮地立法对这类“有罪”的人进行管制,以“改进”这类人的生活。他相信人性经过刻意设计,恶心感实则包含着一种智慧,可以让我们“会对人类过度任性的行为兴起反感,警告我们不可以做出甚至非语言所能形容的过度之事”。
 
作者在剖析德富林的观点后指出,恶心感实际上是一种不可靠的情绪。
 
她举了心理学家保罗·罗津和他同事所作实验为例告诉我们恶心感中存在的明显认知成分。受试者闻两个有同样气味的药瓶,并被告知其中一个里面是粪便,而另一个里面是乳酪,他通常会觉得第一瓶很恶心,而第二瓶却并不会。罗津发现恶心感与身体界限有关,其核心想法就是污染。人的兽性与死亡相关的东西:排泄物、血液、鼻涕、经血、精液、尸体和腐肉等,作为社会的“原始物件”(primary objects)是会引起人恶心感的主要物质。而“投射的恶心感”(projective disgust)是经由社会规范塑造出来的,社会教导成员通过恶心感找出据说会污染其他人的人。
 
作者认为,这根植于一个深根蒂固的人类需求:人类会表现出自己是纯洁的,而其他人则是肮脏的。“投射的恶心感”正是包含了这种双重幻想,别人很脏而自己很干净。这两方面的投射却都是出于对谬误的相信,且都有助于产生阶级的政治,它是羞辱少数族群重要且有力的方式。历史上恶心感政治造成羞辱和次等的典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在印度长久传统中,职业诸如清扫厕所、处理尸体的人会被认为是贱民,他们被与原始物件联结并被贬黜在其他人的生活之外。许多姓“达利特”的人不过是在田地工作的一类人,却也被归于这一行列,人们多数不愿意吃他们准备的事物,也拒绝与他们进行通婚。(这种污名化与污染的概念在美国的种族主义中也有相似的表现)
 
恶心感政治通过借用一种生理反应为一类人立法管制,这是经不起理性推敲的,“历史上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用恶心感作为法律的来源,常常会对人类尊严造成极大伤害,由它带来的社会团结通常也是有害的”。
 

同理的政治

与德富林相反的是约翰.密尔的主张,他在他的论著《论自由(On Liberty)》中提出两个概念:“事涉自己”(Self-regarding)的行为与“事涉他人”(Other-regarding)的行为,前者只涉及参与者自身,后者却会干涉到未曾同意该行为的其他人。弥尔认为,只有后者才应受到法律规范的管制,这也就意味着“人需要保有自由地带,才能够解决自己的生命课题,而且这些自由地带应该要——也是最重要的——能够保护到某些权利,好让个人能作出自己的决定和个人想要缔结的关系”。
 
一个德富林式的社会概念是,如果是一般人会强烈反对的事,就应可以用法律禁止;密尔式主张则认为如果是完全平等的个人权利,就不应当只因许多人不喜欢(他们以为)这些人在做的事而剥夺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权利。
 
显然,密尔式的观点是作者更为认同的,通向同理的政治。
 
同理的政治,其核心价值就是平等尊重的政治。《独立宣言》中提到,“追求幸福”的权利也是所有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一。最初的美国移民很多是为了宗教自由而来,这些不同宗教的人聚居在罗德岛和宾夕法尼亚这样具有包容性的殖民地,异教徒间的相处借助“一些道德上的共识”,即公平、无私和诚实这类普世价值观。尽管他们在神学上的“第一原理”不尽相同,却仍可友好地共住。支持宗教自由存在一个抽象的基本原则:良心(conscience),即人们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寻。对良心的尊重即当人们追求他们生命的终极意义时,我们没有权利强迫他们做(或不做)什么。
 
如果某种宗教被视作正统,则意味着其他任何一种宗教形式都是次等的,由此形成阶级。而种族、性别和身心障碍都共享着这种分类、赋予偏见并造成阶级,最后落实在法律体系中。

当我们对《法律平等保护条款》进行观照时会发现,尽管根除体制中的不利益十分重要,但诸如种族与性别这些与阶级和歧视特别有关的分类会被称之为“可疑的分类”(Suspect classifications),它们应该通过更多更详细的检验。
 
“除非国家可以证明依据种族进行分类,对追求重要的国家利益而言是必要的,否则,涉及种族的法律分类就无法被证明是正当的。”
 
而这同样适用于性取向的分类,同性婚姻无论是被排除于婚姻之外,还是获得一个相对的“民事结合”权利,都不得不被追问,这是否真的符合平等尊重。
 
婚姻是追求幸福的关键,其存在几个面向:国民权利的面向、表达的意义和宗教的面向。结婚的人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有利的税制、继承权、医疗照顾、丧葬决定、探视权和配偶豁免权等;当两人结婚时,他们在众人面前作出爱的宣誓与承诺,而社会也将认可和尊重这种出于自由意志的结合,使它显得有尊严;对许多人来说,结婚还必须根据自身的宗教规定,举行相关仪式,否则便不算完成。而政府目前实则在这三个面向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性恋哪怕拥有民事结合这一替代选项,这三个面向显然都是不被满足的。
 
哪怕是宪法的判决书也仍需要想象力,否则便无法分辨那些由恐惧感与不理性的厌恶所导致的、用法律对少数加诸的不利益。
 
“对其他国民有平等的尊重,并且认真地用同理心想象他们想追求的利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我所谓的同理的政治。”
 
注1:该修正案禁止科罗拉多州通过保护同性恋和双性恋者的法律 

※ 本文源自微信公众号【继续寻光的彩虹君】(ID:CantonRainbowGroup),作者:小Y。原文链接请点击本行文字,转载敬请直接联系原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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