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的工作经历和城市认同:挑战底层社会命题

原编者摘要:为当代中国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是否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贫困的下层阶级?还是他们正在慢慢融入工人阶级?本文结论是,农民工没有形成一个下层阶级,他们更多的被视为向工人阶级过渡。尽管较年轻的工人比较年长的农民工更具内在导向,但这两个群体都认为,在发展集体谈判能力的同时,劳动执法对于改善工作与生活至关重要。

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农民工大规模流向东南沿海地区,造就了一个宏大的“流动人口”迁移现象。伴随这一进程而来的是困难、焦虑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因此关键问题是,这些新进入工业劳动大军的人是否正在形成一个明显的下层阶级,还是大多数农民工正在融入工人阶级?

Solinger指出,下层阶级概念强调歧视和剥削,社会孤立和有限的团结。其成员在工作场所内外爆发的冲突通常不公开,即使偶尔会出现集体反对,但不会直接威胁到党和国家。另一方面,农民工要求在经济增长中享有更大的发展成果,并更有效地组织起来表达他们的诉求。因此,农民工正在重塑自我,与其他城市工人一起,可能正在发展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本文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首先从理论出发区分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社会类别,其次,分析二手调查数据并作出相关结论,第三,对主流的下层阶级论点进行反思。本文的结论是,大多数农民工似乎正在融入进工人阶级,他们的特征和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清楚。

阶级理论:工人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区分

马克思认为阶级是一个关系概念,其前提是存在一个经济体系,该经济体系以资本所有者及其代理人对工薪阶层的支配和剥削为前提。在国家控制的政治经济中,政府工作人员构成了执政精英的主要组成部分。根据韦伯的观点,阶级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冲突是最重要的阶级模式,相反,这些群体,连同中央和地方政府精英,是分散的,处于竞争之中。因此,工人阶级被更好地理解为在生产关系和劳动力市场条件上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的工薪阶层的组合。

下层阶级的概念意味着一个低于工人阶级的社会类别。赖特认为,下层阶级的特点是就业有限,就业集中在非正规部门和最不稳定、薪酬最低的正规部门工作。这个社会类别的成员可以构成一个阶级,因为他们具有相似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市场特征。海斯勒将下层阶级定义为经历持续的经济和体制排斥的一个群体,即经历严重的阶级不平等和公民权利,特别是社会权利大量缺失的人。海斯勒进一步指出,“长期的制度排斥最有可能还涉及空间隔离和(住宅)集中。”由于缺乏经济和政治权力,下层社会成员不太可能发展象征性的资源和集体行动。

在社会关系方面,如果没有足够的收入和福利供应,下层阶级可能居住在城市中最不理想的地区,其特点是居住过于拥挤和社区犯罪率高。这种社会背景可能会产生独特的价值观和亚文化,进一步将这些人从工人阶级中孤立出来。在态度和行动方面,虐待和羞辱可能是下层社会成员间歇性找工作和就业经历的特点。

工人阶级的成员包括流动机会有限、技能和劳动力市场能力各不相同的工人,他们的地位高于下层阶级,低于业主和管理人员。劳动关系主要是作为全职劳动者被雇佣,其工资和就业条件由劳动力市场、习俗和法律(在实施的地方)决定,根据管理态度,劳动关系将从控制导向到多元化。

工人阶级成员通常享有任何特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公民权利。但是,与福利、教育和安全有关的社会权利是根据政府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和官僚效率而获得的。工人阶级成员在经济上和某种程度上在体制上被纳入社会,他们更有可能在社会上一体化,并更普遍地把他们的未来和社会联系起来。

在态度和行动方面,如果工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且没有什么权力,他们很可能会跳槽到别处。当他们的劳动力市场和/或职位权力较强时,他们将要求他们的合法权利,并通过制度化的集体谈判和/或直接行动寻求改善。

下层阶级的观点可能最不适用于2000年左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与以挣钱养家为主要目的的上一代农民工相比,这些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显然更关注个人发展前景、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个人权利)。他们对歧视更加敏感。此外,最年轻的群体更容易接受这些观点和情绪,因为他们更频繁地依赖社交媒体,这往往会加强同龄人的态度。

中国农民工的阶级命题

Solinger基于选择性的实证数据而非社会学理论和相关标准,认为农民工属于包括城市失业者和长期贫困人口在内的下层阶级的一部分。与Solinger一致,Chan认为移民主要从事3D(危险、肮脏和有辱人格的)工作,这些工作的特点是滥用劳动关系和侵犯人权。

人们普遍认为,农民工属于下层阶级的一部分,主要是因为政府的户口政策否定了低技能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永久地位和相关权利。詹晓宁提出了一个与此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户籍制度并不是限制农民工生活机会的关键因素,因为以拥有当地城市户口为前提的社会服务已经基本市场化。因此,有限的收入是主要问题。另一个非常不同和重要的观点是,由于人力和社会资本不足而造成的歧视和收入不足并不一定导致下层阶级。因此,孙帆的比较实证分析表明,农民工与少数高学历、高地位、常住农民工(主要是毕业生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但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下层阶级。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讨论了中国的农民工是否像Solinger认为的那样属于下层阶级,或者农民工是否正在成为工人阶级。作者回顾以往实证研究并得出结论。

在经济和劳动条件方面,与下层阶级的论点相反,尽管农民工的工作不稳定,但他们的失业率比城市本地人低。农民工倾向于从事低端工作,然而,一些人获得了更高的地位,最近接受调查的移民中,近四分之一的人正在向上流动,这可能归因于经济快速增长、企业技术升级、劳动力市场趋紧和技能获取。

这些调查结果使人们对下层阶级的论点产生怀疑,特别是考虑到实际工资的上升趋势以及低收入农民工和收入较高、主要是当地城市工人之间收入的趋同。然而,由于农民工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教育和培训)和社会资本(当地网络)较少,因此仍有很大的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雇主和社会歧视。

另一方面,以下层劳动关系为特征的不公正待遇因劳动力短缺而有所缓和,以农民工集体行动为支撑,劳动立法所体现的公平规范正在形成。在某些方面(向农民工提供书面合同),用人单位似乎更守法,但在另一些方面(参加社会保险计划),用人单位可能与地方政府官员勾结,继续逃避法律。涉及农民工的不满和争端只是有时得到满意的解决,因此农民工越来越意识到需要自力更生,而且往往是成功的集体行动。因此,这幅图景是复杂和矛盾的,但并没有明确指出农民工构成了一个下层阶级。

在政治条件方面,通过将农民工定义为临时居民,户籍制度直接限制了他们接受公共教育的机会,并间接限制了他们获得高薪、长期工作和参加当地社会保险计划的机会。这些发现显示出下层社会的特征。然而,农民工意识到的劳动立法以及中央政府促进公平和平等对待所有工人的政策也很明显。此外,农民工的公民权利和制度性权利与城市本地工人并无不同,因此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政治条件无疑有利于对农民工的解释。

另一方面,有关农民工社会状况的证据往往支持下层阶级的论点。雇主歧视在其他因素无法解释的收入差距中很明显,而上文提到的官方歧视已扩大到警察和刑事司法系统,因为移民人数过多。此外,移民往往居住在与当地人分开的低成本、低质量的住宅中,尽管这些并非具有典型的下层阶级亚文化的贫民窟。移徙者在城市的经历以歧视为特征,这种歧视因城市而异,但仍然是一个现实,阻碍人们对城市的强烈认同。

然而,农民工的社会态度和行动却显示出对自我和集体权力的认识日增,这表明尽管社会态度缓慢改变,但这是一个逐渐成为工人阶级的过程。调查结果显示,适当的工作满意度受到更好的待遇的影响,尤其是在薪酬和管理态度方面。改善工作生活和工人能力的优先战略反映了个人的权利意识以及相应的执法要求。越来越多的罢工表明人们对雇主和国家的态度更加强硬。转型成为的主旋律,与当地亲属和居民的社会关系、参与休闲活动和工作满意度是影响城市认同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虽然上述证据在历史视角和农民工与当地城市工人的系统比较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仍然可以得出结论,对于下层阶级这一论点的支持是有限的。相反,尽管出现矛盾,特别是关于歧视,当地经济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导致农民工过渡到工人阶级这一过程很可能是曲折的。

文献来源:
Frenkel, S. J. , & Yu, C. . (2015). Chinese migrants\" work experience and city identification: challenging the underclass thesis. Human Relations, 68(2), 261-285.DOI: 10.1177/0018726713508991

※ 本文源自微信公众号【社论前沿】(ID:shelunqianyan),作者:唐斌斌。原文链接请点击本行文字,转载敬请直接联系原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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